任新民：历尽艰辛 报效祖国

任新民（1915年12月—2017年2月），航天技术与液体火箭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领导组织了中程、中远程、远程液体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试验；组织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组织氢氧发动机、“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和整个通信卫星工程的研制试验；领导组织了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担任“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总工程师等。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2项。1999 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1970—1979 年英雄模范人物。

有人说，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因为参与了众多航天工程的论证和实施。但他自己却说：“我一生只干了航天事业这一件事。”

    任新民曾领导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发射，和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中国航天四老”。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者，他还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 6 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誉为航天“总总师”。

坚定报国信念

1948年，美国布法罗大学第一次聘任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为讲师，他就是任新民。尽管在国外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但任新民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变化，他从报纸和广播中仿佛听到了祖国解放的“隆隆”炮声，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势如破竹地向胜利挺进，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迟早要回到中国，去报效自己的祖国，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无比坚定。

任新民在美国执教不到一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于是，任新民辞去美国的大学教职，辗转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

很快，任新民就成了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一位研究员。突然有一天，一封电报通知任新民去北京。在北京，陈赓将军接见了他，并希望他参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工作。当时他刚从美国回国不到3年，并且他在美国学的是机械工程，并非导弹、火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炮兵工程系教育副主任兼火箭研究室主任，主要教固体火箭。

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发展火箭、原子弹等新兴技术，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在东北参观重工业时，一个沉稳且与他经历相似的年轻人让他感觉一见如故，这个人就是任新民。钱学森邀请任新民一起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任新民欣然答应。

从此，任新民开启了自己与中国航天事业共生、共荣、共奋进的“航天人生”。

谋划航天大业

1955年，时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副主任的任新民，同余家骏、周曼殊等一起，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1956年，他参加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研究、讨论与制定工作，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同王弼、沈元等一起完成了《喷气与火箭技术的建立》项目建议书，将火箭、导弹、喷气技术纳入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勾画出发展蓝图，对推动和促进我国航天、航空技术乃至整个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与开拓作用。

此后，任新民作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领导并参加了《“八年四弹”规划》的制定工作，即在1965—1972年的8年间，研制成功增程的、用于“两弹结合”的中近程及中程、中远程、远程（洲际）液体弹道导弹；还领导参与了《“三抓”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即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研制成功液体远程（洲际）弹道导弹、从潜艇水下发射固体弹道导弹及成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3项任务。

在担任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和高级技术顾问期间，任新民不遗余力地主持制定了《新三星、一箭、一论证规划》，即研制“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风云二号”地球同步轨道的气象卫星、太阳同步轨道的资源一号资源卫星，以新的氢氧发动机为三级的“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开展载人航天工程方案论证和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的规划。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年逾古稀的任新民领导和参加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前的大量论证工作，并担任了载人飞船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方案评审组组长。

在潜心致力于谋划中国载人航天方案的论证、评审、立项和研制工作之时，这位具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已将目光瞄准了未来，那就是推力为50吨级的大氢氧发动机、推力为120吨级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和直径为5米、低轨道运载能力为20吨级的大运载火箭。

任新民全然不顾年事已高，竭尽全力指导和参加了这两个发动机和其运载火箭的方案论证工作，奔走呼吁，促其立项。他多次致函或亲自拜访国家有关综合部门的领导及“863 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首席专家，反复阐明：“发展航天，动力先行。大氢氧发动机和液氧煤油无污染发动机要尽早立项，开展研制，只要这两个发动机研制成功了，运载火箭的研制就有了基础。”

如今，这两种发动机和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都已陆续立项，并已研制发射成功，这其中凝聚着任新民大量的心血和智慧。

强国依靠自力

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创建之时，中央领导为其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任新民是这一方针的忠实拥护者和践行者。

1985年下半年至1986年上半年，我国拟购买国外的通信卫星，并委托其他国家运载工具发射。一时间，这一消息在国内外吵得沸沸扬扬。

任新民在完成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的发射定点任务后，急速返京，组织拟写了《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事业的建议》，适时上报国家有关领导人和部门。他直言不讳地建议：“就通信卫星技术而言，我们与世界上航天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是有差距，但我们要通过研制的实践，也只有通过研制的实践才能掌握和提高技术水平。只要努力登攀，总会赶上的。”

任新民胸有成竹地表示：“中国的运载火箭不仅能发射自己研制的通信卫星，发射中国购买的外国制造的通信卫星，还可以承揽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中央有关领导对任新民的意见与建议非常重视，陆续做出批示，并随后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新一代通信卫星，中止购买外国通信卫星。这对于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通信卫星事业的发展，无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尖端技术靠买是买不来的，买来了也掌握不了。”任新民对聂荣臻元帅所论述的这一观点非常认同和赞赏。坚信中国人行，坚持自信、自立、自强是任新民一生始终不渝的信念。

为国家航天担重任

在中国航天系统，任新民是担任型号工程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或技术负责人最多的一位；也是领导或主持靶场飞行试验、发射次数最多、在试验现场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更是技术领导深入车间、研究室、试验站最多的一位。这些“最多”来源于航天统计，更是他将心血和智慧奉献给中国航天事业的真实记录。在这些“最多”中，他遇到的技术关键和难题自然最多，各类各样的沟沟坎坎、险关隘口比比皆是。

1984年4月，第二枚“长征三号”火箭和第二颗“东方红二号”卫星，已矗立在发射塔架上，还有3天就要发射了。在射前总检查中，遥测电源由外电转内电（由市代电转到箭上蓄电池供电）时，出现了“过压报警”问题。负责这一系统研制的参试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无头绪。

任新民得知这一情况后，旋即赶赴现场。他听取汇报，得知有些人想靠抗过压保护不再查找原因时，脸色立刻突变，严肃地指出：“过压报警的原因没搞清楚，算不算一个疑点和隐患？我们天天讲不带任何疑点和隐患上天，就是说在嘴上、写在墙上吗？”

此时，任新民站起来质问道：“设过压报警的目的是什么？是干什么用的？这是第一道防线，箭上的过压保护是第二道防线，是对没想到或未发现的原因导致过压时，进行保护。现在明知道第一道防线出了问题，原因也不清楚，就想退守第二道防线，那第一道防线不是等于没设或者是不攻自破吗？”最后，他坚定地说：“过压报警的事一定得查清原因并彻底排除。否则，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往下走，我宁可让全线都等着你们！”

大家一听都愣神了，这全线都等着可非同小可呀！全线不仅包括发射场区成千上万的参试人员，还包括遍布于全国各地的测控台站，也包括远在南太平洋的测控舰船，那影响和损失就大了！承担这一系统研制任务的科技人员知道已无退路，只有横下一条心，彻底地查。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旦认真起来，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还不到半天，产生过压报警的原因就找到了，是由图物不符所导致的。更改后再进行转电试验，就不再出现过压报警了。在场人员欣喜若狂，欢呼雀跃，一直在现场的任新民露出了满意笑容。一直沉默寡言的他也如释重负道：“我担心的是查不清原因，怕后面潜伏着更大的隐患。”

紧接着，任新民举一反三，分别召开了“长征三号”和“东方红二号”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以上的技术负责人会议，通报这一过压报警问题，动员大家再深入地开展回想，查找有无漏洞和疑点。

正是这一个个具体问题和细节的解决，才赢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任新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研作风和治学精神，为这些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有的人活着是一面旗帜，离去了是一座丰碑。任新民就是这样的人。他以敦实而绚丽的业绩与贡献昭示后人，他的名字将永载中国航天史册。

寻觅这位老一辈科学家的人生足迹，我们会从中体会到中国航天从创建到发展壮大的步履维艰。在这幅璀璨绚丽的历史画卷绘制过程中，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一心报效祖国，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非凡业绩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精神。

（摘编自《任新民：绘就中国航天璀璨画卷》，谭邦治，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7年9月18日。由张闫整理）